2002年,当美国姑娘方美昂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进行现代舞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太清楚现代舞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他们我是来研究现代舞的。很多人会问:‘你是说街舞吗?’或者‘你是说酒吧里跳的迪斯科吗?’现在我再和别人说起我是研究现代舞的,人们会说:‘哦,你是说皮娜•鲍什吧?’或者‘你是说北京现代舞团吗?’这个变化很令人惊讶。中国人对现代舞的了解比以前更多了,观众群也越来越大。”
她后来成立了一家叫乒乓策划的公司,旨在开发文化交流项目并推动中国和国际艺术家、艺术组织之间的合作。
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中国驻法国公使的女儿裕容龄随父亲驻外,在巴黎遇到了来访的美国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拜邓肯为师。回国后,她成为慈禧太后的一名御前女官,为慈禧表演过现代舞,时称“新舞蹈”。
据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和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创始人曹诚渊介绍,近百年来,由于中国文化对身体、个体和个性的压抑,现代舞和大众之间的距离一直很远。直到最近几年,现代舞在中国的基础建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观众才渐渐开始熟悉这个艺术门类。
过去,政府只支持那些国营舞蹈团,独立艺术家和未经注册的舞团则没有申请资助的渠道。如今,政府逐渐意识到世界各国对当代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包括它的现代文化和思想。于是近五年来,政府开始给独立的现代舞团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今年7月,未注册的独立舞团陶身体剧场要去美国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就有一个资助来自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方美昂表示,中国政府对现代舞态度的转变非常明显。过去政府认为现代舞是外国艺术的一个门类,要么觉得它是危险的,要么觉得它和中国无关。而现在,他们愿意资助独立艺术家出国表演。
她说:“首先,你必须在态度上发生改变,然后才能改变整个体系。”在一些个体的例子上,中国现代舞的基础建设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体系和资助机制仍然在发展过程当中。
目前,许多没注册的中小型现代舞团还不能申请政府资金。但是一旦它们注册了,就要支付一大笔税金,其金额可能会比它们从政府拿到的补助还多。
方美昂说:“过去一段时间里,政府为一些项目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他们只支持大项目。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如果你只支持大项目,现代舞就不会形成市场。市场就像一个森林,不能只有大树,否则是不健康的。你既要有大型商业演出,也要有小型实验演出,总之要有多样性。”
和其他独立现代舞团一样,陶身体剧场自2008年成立以后,一直依靠国际巡演来维持舞团的生存和发展。2010年,该舞团被首次介绍给美国舞蹈节,之后收到了越来越多从世界各地的舞蹈节发来的邀请。这些国际巡演使得陶身体剧场有能力负担舞团的日常开支,包括5名演员每人每月3000元(约合476美元)的工资。
去年9月,陶身体剧场般进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318国际艺术区的一间工作室。从市中心到工作室至少要换乘三次地铁和一次公交车。工作室的面积有280平米,一年的租金是8万元。
在他们租用这个工作室之前,舞团的演员只能打游击战,每天从东到西,在北京的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四处寻觅他们租的起的排练场地。舞团创始人陶冶表示,现在找这样一个场子很难,因为场租非常昂贵。据他估计,要想在北京舞蹈学院附近找一个200平米左右的排练厅,租金大约是5000元一天。即便是便宜的排练厅一天也要300-500元,而且那些场子每天都有很多剧组在抢,要有非常强大的关系才能抢到。
为了找一个便宜的场地,陶冶最远去过涿州。那边一个100平米、铺有木地板的排练厅一天只要5块钱。那是舞团最艰难的时候。有两三个星期,陶冶和其它演员每天都要花5个小时在路上往返。
除了排练厅以外,在国内租用剧场也非常昂贵。据陶冶介绍,在解放军歌剧院演3个小时要4万块钱,还不包括灯光、地胶、空调、海报宣传等费用。这样下来连演三天要二三十万。如果不算赠票,三天一共能来1000多人已经不错了。在该剧院演出现代舞,票价一般从80元到320元不等。根据舞团与剧院的协议,陶身体剧场有时能获得票房的10%,有时能获得票房的40%甚至50%。陶冶说,这样算下来,演一场要赔十几万。他无奈地表示:“所以说现代舞在国内演出就是赔钱。”
尽管近年来现代舞在中国的观众人数已逐渐增加,总体数量却仍然有限。据曹诚渊估计,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会买票观看现代舞的人不超过3000个。在他看来,“现代舞永远是一个小众的艺术,再怎么推广也是有限的。”
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500张票全部售完;在海淀剧院演出,1200个座位也常常爆满。但是他们只能演一场,演两场就不敢了,因为没有观众。
方美昂表示:“现代舞是一个新的艺术门类,观众人数有限。如果没有观众,剧院就不敢进行这类演出;可如果没有演出,又怎么能培养观众呢?”
在中国,尽管现代舞演出、剧院和观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业内人士仍然认为现代舞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过去10年间,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舞者和小型独立舞团,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现代舞团开始从北京、上海、广州向河南郑州、湖南常德等二三线城市扩展。广西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一些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舞蹈系。学生们更多地采用现代手法来表现他们的生活。
从香港到二三线城市,现代舞团其实是跟着中国的社会变化在走。曹诚渊认为,现代舞的出现,永远是在一个社会经济刚刚发展,而文化还没有跟上的时候。这个时期有一批艺术家非常苦闷,需要寻找一个渠道来展现自己。如今,现代舞在中国正是往上走的状态。
“我常跟人说,现代舞对我们中国来说,是我们的文艺复兴。” 曹诚渊表示。
“中国文化有很多是文字的文化,而不是身体的文化。可能是受儒家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太关注我们的身体。但是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源头——道家文化对身体是很关注的。现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再重新上路,人们有了相对的自由。而现代舞可能就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
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也表示,她对在中国做现代舞和现代舞团特别自信。她说:“我有信心的是,中国需要知道现代艺术是什么。这是这个时代决定的。中国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观众,他们都没有看过现代舞,怎么能说现代舞没有市场呢?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舞蹈市场。要开发这个市场,我们要有好作品、好演出。”
陶冶认为,目前为止中国观众还没有看到真正有力量、有影响的作品。一些编舞会把当下社会给他们带来的迷茫和压力放到自己的作品里,让演员在舞台上喊叫、甩头发、发疯。这样的情绪发泄让观众看着很难受,觉得很郁闷。
由于作品粗制滥造,很多现代舞团和舞蹈演员渐渐被淘汰出局。据陶冶估计,现在国内职业做现代舞的不超过100人。
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舞在国外不像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的那么发达。它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是由于中国经济和影响力增长的缘故。2008-09年,有很多艺术节和基金会在中国寻找年轻艺术家,想让他们做一些反国家的题材拿到国外去演。陶冶谢绝了这些邀请,因为他觉得他的艺术不是要做这个。
“你要做的东西要跟着这个时代走,这是最重要的。做一个艺术家要思考这个时代在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变化,你在什么位置是合适的。”
(来源:中国日报 江雪晴 编辑:孙恬)